常州一夜

大学时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盘锦一日,当时写下那个题目就觉得淫荡荡的,但也挺有意思,於是这次想了这个题目。

周六中午一点多从杭州北站出发,到常州是四点多,在麦当劳吃了两只甜筒,峰就来了,潜在外地培训,本来这一趟就是来会他们哥俩来了,结果还不凑巧。一见面峰问,换手机了?实际上我的手机三年前就换成现在这个了,这个手机之前还陆续用过两个西门子的二手机。峰印象里始终是大一时带去大学那个银灰色的诺基亚1100,我都记不得那个手机的型号是不是1100。

去年比现在早一个月的时候,跟他们俩在红梅公园旁边的江南公社大吃了一顿。饭桌上三人没啥多说,挑挑饭菜,瞎说两句,但是心情都很好。这次也一样。去年坐在旁边的那张桌上,这次和峰坐在靠窗的桌上。饭桌上问了些工作的状况,这几年峰也没有攒下什么钱,只是把大学的助学贷款还了,加上利息将近三万,也不错。

江南公社是个很有意思的饭店,很冲的毛色彩,也很幽默的标语。

峰还是很忠厚,样子很忠厚,人也是,可能不久会辞职回到河北去。从大学至今的这七八年,峰身边似乎也没什么姑娘,他只有两个嗜好,网络小说,电脑游戏。大学时峰打游戏都很少,如果不去上课,他就在寝室看小说。峰当时的电脑应该是华硕主板,七彩虹显卡,一个不知名的显像管显示器,那时候大约是三千块钱。每次回到寝室他总坐在我的床前,伸长了脖子盯着显示器。现在他又在他的手机上看小说。

峰非常感慨于国内技术的落后,他们厂的两台机床,一台是九十年代从德国买的,当时花了五百多万,一台是三年前买的国内的机床,现在那台德国机床的加工精度仍旧控制的很好,而那台国内机床现在根本没法用。一零年他们厂出了将近三百台车,到现在为止这三百台车已经全部返厂修过。

晚上在戚机厂的招待所下榻。最早修这家宾馆的时候应该是戚机厂比较风光的时候,大厅的顶蓬通透的,客房门口的走廊正对着大厅。但是搞不明白宾馆东边的一排房间都是窗子对着大厅。客房的门口贴着戚机厂早年的内燃机车,东方红、东风什么的。

客房的ic门禁不太好用,刷了好几次,才刷开。进门右手边是个简单的衣柜,挂着一件白色的浴袍,下面的小筐子里放着一张衣物清洗的记录单,很久之前放进去的,已经因为受潮翘曲了。那台松下电视机,看起来是九十年代的,大约二十一吋,遥控器外壳已经摔碎了,用胶布绑着,待机键不好使。写字桌的刨花板台面也翘曲了,手按下去松松的。卫生间的门是木门,球锁已经拆了,留下门板上的锁洞,浴缸拆了,浴缸位置的瓷砖颜色不一样。水暖管的布置还是依照浴缸的布置,水龙头在膝盖高的位置,头顶上是花洒。宾馆挺破,不过收拾的很干净,还像模像样的提供早餐,不好吃,白煮蛋在水里泡着,嚼着像海绵。

到现在戚机厂还在做内燃机车,订单已经越来越少了,算上员工工资开销的开支,财务基本入不敷出。设备陈旧,技术陈旧,管理落后,产品落后。据说当年动车组刚刚开始的时候,戚机厂是有机会转型做电车的,但是厂领导生怕转型不成,砸掉厂子丢饭碗,也就没搞电车。

常州是毛色彩很浓的地方,尤其是在戚墅堰。常州的公车一律都是一块钱,如果用公交卡,只要6毛;即便是BRT,价钱还是一块,刷卡6毛。就算是在市中心,BRT还是有专用车道,用鲜艳的黄实线标出来。红梅公园修的很漂亮,养了不少鸟,黑天鹅,火烈鸟。

红梅公园旁边是天宁寺,  天宁寺立着一座高塔,天宁塔,号称“中华第一塔”,在红梅公园里面就能看到。天宁塔脚下有一条巷子叫做洗米弄,峰说叫这个名字的原因是以前这条巷子以前其实是一条河,天宁寺的和尚总是在这条河中淘米洗菜,后来把河填了铺路,叫做洗米弄。常州天宁寺的名气也是很响的。

虽然现在常州的工业区有很多新企业,看起来也很忙碌。但是在戚机厂附近,乃至市区仍然有很浓的老工业城市味道。常州不靠山不靠水,全民娱乐就在公园,吃过晚饭男女老少就在红梅公园遛食锻炼,划船的,或者跑步的。戚机厂的生活区还有一些旧式民房,九十年代之前的单元房,而今已经十分残破了。飞檐走壁的电线爬在外墙上,七零八落的木头楼梯。在沈阳也能看到这样的房子,但那是当年的独栋别墅,比这单元房强多了。

经过几年的铁路变革,实际上戚机厂已经只能苟延残喘,内燃机车的市场在不断萎缩,高性能高可靠性的机车又比不过外国人。但是地方和部委都还照顾着戚机厂,那些靠戚机厂的人们生活还蛮悠闲,只是没有那么现代化,开车的人不多,生锈的大二八自行车随处可见,美发店贴着“小香港”的招牌,让人猛的一下跌到了二十年前。在戚墅堰还修了一个很迷你的高铁站,两个站台,候车厅只有四五十个座位,四五个工作人员基本都在聊天。火车站盖的很高大,面前一个很大的广场。早上八点多钟太阳已经很猛了,广场上只有一个老头在树荫下练拳。在戚机厂的地盘里,工厂、招待所、电影院、食堂、小学、公园、火车站一应俱全,俨然是大国企的派头。

早上离开宾馆的时候把帽子忘在了客房里,回头让峰帮忙去去问问。

日出而作

二号晚上看着大箱子,一个电脑包,一个背包,有点怵,心说能不能坚持到杭州,晃一晃,已经到了上海,现在已然是十号凌晨,和X吃完晚饭回来倒头就睡了,十二点多被饿醒,接着眯了一会儿,洗个澡,涮了涮衣服,后悔睡觉前在便利店只买了一支水,巴巴的再下楼找便利店去,先前买水的那家店早就关门了,重新走到东昌路上才看到有一家可的,现在又后悔在可的没有多买一支水,现在水和牛奶都喝完了。

自己也说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零碎的事情可以写,很多时候这是一种欲望,城市的孤独,总是需要一个出口,别人也有微博嚒,自己写写博客也是可以的。待会儿睡一觉,睡到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去杭州,六年前一点都没有想过日后工作的事情,也不知道研究生是怎么回事——或许有人说,既然我也有不知道什么什么是怎么怎么回事的时候,那为何对于国外的事情那么言之凿凿——一者是因为自己年纪大了,二者我相信立场问题。关于立场的问题,很多人不甚了了——所谓的学做人,基本就是学会选择说话的立场。

如今很多人,尤其是大学生,自以为了解过一些国计民生,自认为身上满是正义感,于是便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不知道他们可曾意识到,他们这个群体也只不过是卑微的底层小人物,舆论、小道消息,专骗这种被权势阶层隔离的无知小民。这个世界永远有庄有闲,很多人明明是闲家,却帮着庄家说话,甚至有些人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在替外人说话。在教科书上老毛总是一身光辉,功绩斐然,语文书上的巴尔扎克总是声明卓著——其实没有人对书上那些伟大的字眼买账,只是因为那些书上没有提到肃反,没有提到妓女,这票人才显得那么无可挑剔。这件事情是中学看飞利浦·肖特的那本毛泽东传的时候看出来的,那时候看到看到老毛的那些事情并不是很意外,那本书引用了很多周佛海和张国焘的书著——不过从周和张的引述来看,毛并没有在早期留给人不好的印象。一样的道理,外国人对中国人说的话里面不会有一半是真的——如果清末的传教士能把欧美带来的一般经费用在他们自称的慈善和济民的事业上,恐怕民国时期 中国就已经超英赶美了,传教士从中国带走的财富远远超过几所医院和大学带给中国人的利益——说这些并不是否认诸如清华、圣约翰大学这样的新式大学带给中国显而易见的利益。正好相反,中国人不能因为几所破学校和医院就为外国人说好话,专门给外人宣传他们的善行,这些外国人在中国的劣行贻害中国之深,远不是他们施舍的恩惠所能够弥补的。

在国外,一个中国人应该做两件事情:看看外国人的技术有多好,看看外国人的制度有多坏。客观上外国人的制度应该更加适应于资本主义和自由经济的,但是到了国内人的口中所谓的“民主”、“自由”反倒近乎成了完美的代词,国内的状况一概显得不可救药,真是赤裸裸的吃里扒外。美国的权贵不但骗了美国人,还骗翻了一猪圈的中国人,真有能耐。退一万步说,即便外国人的做法可以挽救当今危世,那也没有外国人的一丝功劳,更没有这些胳膊肘朝外拐的家伙的一分力。

白天就得去虹桥买车票去杭州,拖着一大堆辎重,告别学生时代,确实有些依恋。纵然我是不喜欢再呆在学校里做博士,到如今就算毫不费劲的能拿到MIT、Caltech的入场券,也不愿再回到校园——如果时间可以回到六年前,重温一次,我一万个愿意,看看那些熟悉的大柳树,摩挲余温尚在的面孔。然而还能怎样呢,时间真的是不能倒回去的,就像车窗外的风景,虽然下一次还是可以看到,但是绝不是同一时间了。

看到熟悉的水田,暗自庆幸,南方,南方,究竟还有什么地方能比南方的水田和丘陵更让人魂牵梦绕。峰哥和小潜都对常州不屑一顾,然而对我来讲,即便是常州,也已经远胜于荒凉的沈阳和逼仄的北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