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的又出来放屁，放来放去那几个屁都是换汤不换药，味道却是越来越臭。从石油价格到房地产，那些既得利益者的言辞都高度一致：把事情归咎于所谓的客观关系上。中东石油涨价是因为运输瓶颈，房屋涨价是因为土地供需瓶颈和建材价格瓶颈，这种陈词滥调听的让人蛋疼。如果总是把供需矛盾当作借口的话，事情永远都不可能得到解决，即便不可能指望一件事情被一劳永逸的摆平，退一步连临时的缓和都不行。这些既得利益分子无处不在自卖自夸他们的自由市场理论，用他们内部循环论证的手段解释客观事物。

前几天吵吵嚷嚷说三天不看完就烧掉的那本书是Milan Kundera的不朽，Peter Kussi的英译本，整整二十年前，在法国以捷克语发表，92年被Kussi译为英文。这几天一直都觉得Kussi的英文很蹩脚，他的英语读起来磕磕碰碰的——猛然间想到Peter可能是英国人，这大概是最好的解释了，长期淫浸在美剧和美国电影中，一直都不习惯英式英语。

昆德拉是苏联时代的捷克叛逃者，如同索尔仁尼琴一样，西方人无一例外地都欢迎从敌对阵营来的出逃者，Li宏志刘笑啵之流概莫能外。其实所谓民主，人文关怀，这些都是器物层面上的，真正的矛盾在于生存空间的争夺。或许有人把假把式的民主，人文主义当成社会价值的终极追求——就那样吧，我们凡夫俗子能做什么呢，能和那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势力分庭抗礼吗？别人愿意做走狗鹰犬，那就让他们做去——但是这并不是自足的理由，舶来文化和思想或许解决不了本土的问题，甚至可能把人引向深渊，但是事情总是要办的，问题总是要有人去结局。

Immortality是一本谈话录似的小说，作者在行文中不厌其烦的插入旁白，就好像在和读者对话一样。不朽，是一个很个人的话题——算了，不说了。这是个属于感官刺激的时代。

链一篇从别处摘来的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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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代小说——无土栽培的花朵
　　前几年读了昆德拉的《慢》和《身份》，没读出什么味来，觉得此类先锋派小说实验家的作品好比是无土栽培的花朵，把花朵赖以生存的土壤弃之不顾，代之以透明的（虚拟和抽象）的营养液。以后读了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和《帕洛马尔》，虽然那些精美的章节洋溢着非凡的功力，但还是有“有句无篇”的感觉，就像吃了别人画的饼，看了浓雾中的无茎之花。这两位大师高擎着共同崇拜的祖师卡夫卡象征主义的旗帜，在小说和哲学的疆界上左冲右突，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这是个逃避“小说叙事”的克星“电影叙事”的处女地，犹如“五月花号”帆船抵达美洲的科德角。全世界的小说家，无论是为了模仿还是批判都把目光投向那里，他们在历代经典小说家建造的名著丛林中匍匐爬行，祈望在遮天蔽日森林海底，最先找到出路的一缕阳光。卡夫卡小说的纯净悲悯和整体象征太难企及了，他的整体象征只可以用诗的解读方法：从完整的情景之中体悟出完整的意境。用这种方法写小说极易走入不可理喻。卡夫卡在拉伯雷、塞万提斯、伏尔泰、福楼拜和托斯妥耶夫斯基“轻松和沉重”之间。真得感谢卡尔维诺和昆德拉。应该说，昆德拉的借鉴意义和可行性更大些，东欧的历史阶段大致相同，意识形态的起承转合也很类似。最近读了昆德拉的《不朽》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如拨云见日，因为他们的叙事方式，在有悖小说传统思维逻辑精心设置的情节背后，透漏出一种挥洒自如的随意。
　　卡尔维诺和昆德拉都乐于把自己融入到小说人物和情节之中，这样不仅能把读者置于真实与虚拟的变幻之中，还可以自如地调控叙事的时空和节奏。为实现他们让小说展现其他文艺形式不能企及的写作方法提供了可能。他们笔下的人物体现了人类共性的精华。就连所描写的事件、场景也体现了共性的提炼，把哲学思考用小说的形式进行谋篇布局、构建情节和悬念，并以此激发知识型读者阅读兴趣。让现实中的“我”自由出入虚拟的作品，或让现实中的人进入神话传说和科幻故事，早已是迪士尼和好莱坞电脑大师的家常便饭，这就使得深沉的哲学思考、让人顿悟的寓言故事或某种意象的象征产生出现实感，读者觉得就生活在其中。
　　在情节安排上，采用积木式拼装组合法——把传统的“伏笔”、“悬念”、“倒叙”、“设问”打乱重组，使人觉得更加扑朔迷离，就像侦探小说中若即若离的线索。不过，故事性应该永远是小说的灵魂。06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我的名字叫红》就很好地把握了这种平衡，故事性毕竟仍是普罗大众的看点。即便是高居瑞典文学院庙堂之上的学究大人们，也不敢忽视这一点。《不朽》很像论文，就像《战争与和平》第三卷、第四卷里许多章节那样，险些成为历史、哲学和政治的正面论述。不过，《不朽》中的“我”像一瓶万能粘合剂，作者随时上场，信手涂抹一下，把读者和论证贴在一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较传统，相比之下《不朽》更像《寒冬夜行人》。作者在盛名之下，只能义无反顾地搞出些更能说明自己文学理论的较极端的作品。看此类作品，应牢记“允执厥中”的教诲，严防“东施效颦”。在场景、人物形象和背景介绍方面的省略，可谓善莫大焉，这一点也是现代小说最大的贡献。理论界、批评界既然把最棘手的东西——传统的历史逻辑、时空逻辑、叙事逻辑看得一钱不值，那太好了！只要记住叙事因果和情感逻辑，就等于得到了信手拈来的法宝。 
                                                      
2、《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不朽》中的女性人物
　　《生命——》这部小说是作者并没想脱离意识形态的“思索小说”。根据作者的创作理念，昆德拉极力设法摆脱写作的“媚俗”，但从小说整体而言，《生命——》仍属于思索稍大于批判现实主义的现代传统小说，正因为如此，他才被拍成了电影，而且还能基本上忠于原著。没法想象如何把卡尔维诺的《帕洛马尔》拍成吸引人的故事片。正如昆德拉所说：“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超人，强大得足以完全逃避媚俗。”
　　《生命——》中的特丽莎和《不朽》中的阿格尼丝，是作者心目中人性本真和古典美的理想形象。她们既有完整的个性，又有淳朴的感情。她俩不同之处在于，阿格尼丝是个纯粹而独立的女人，而特丽莎的政治色彩使她的形象具有鲜明的地方性——也就是民族性。和特丽莎相比，阿格尼丝更具知识女性的抽象特征。尽管她俩在利他倾向、人格独立和忠实于自我等方面志趣相同，由于作者把特丽莎放在了重大历史事件之中，就把阿格尼丝这位只留在亲情和爱情层面的女人显得更加纯粹。可以说这两部小说一部是“情感思索”——《不朽》，一部是“历史思索”——《生命——》。
劳拉和萨宾娜都具有接近虚无的利己主义。她俩除了时尚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相同之外，就没有相同之处了。劳拉任性乖僻，在同性竞争中无视亲情和伦理；在异性竞争中，不顾女人的操守、尊严和人格独立，赤裸裸地用异性间的吸引尽兴而为。劳拉，作为一个现代女性和伟大的歌德时代同类型的女性贝蒂娜相比，显得多么低俗和卑劣。作者正是通过劳拉的形象，向读者展现了时代的沉沦和人性的恶化。《不朽》是现代与古典时代的参照系，媚俗亦有高下。
　　昆德拉对女主人公的家庭背景的交代发人深省。《生命——》中爱情三角的俩个女人特丽莎和萨宾娜，她俩对于家庭没有继承，只有背叛。特丽莎因家庭“粗鲁的专制”而背叛，萨宾娜因家庭“文雅的专制”而背叛。特丽莎背叛了蔑视隐私的母亲和随时都会强奸她的继父，然后把自己寄托给了对托马斯的爱情，而且她最终赢得了爱情。萨宾娜背叛了为自己婚姻殉道、为女儿爱情设障的清教徒式的父亲，然后选择了彻底的个性解放。虽然萨宾娜闲云野鹤般的潇洒几近虚无，但她因不狭隘、不嫉妒而优雅；因她“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始终保持个人独立的自由之魂而令人难忘。
特丽莎和萨宾娜对托马斯而言，一轻一重。面对来往于她们之间，直视着她们，冷静而有魔力地向她们发出命令“脱”的托马斯，她们做出完全不同的反应。萨宾娜和托马斯从一开始就相互遵守着风雅的契约——爱，但勿谈婚论嫁。所以，萨宾娜在托马斯交合的嗥叫时，藏起了他的袜子，让他在特丽莎面前出出洋相。既然托马斯始终恪守性爱但不能真爱的原则，开个玩笑又有何妨！如此而已。这样她还觉得没尽兴，就在特丽莎和托马斯双双来她画室时，又把那只袜子挂在了都能看到的地方，并且一边看着他俩的反应，一边报以足以解构神圣、无伤大雅的微笑。就像早晨鲜亮的轻云，正不无调侃地说：行了，出来吧——太阳！
　　特丽莎则不然。托马斯对她的不忠是山崩地裂，噩梦始终缠绕着她。她时常在噩梦中失声惊叫，哭泣着，呓语着。她在沉睡中从不放松紧紧攥着托马斯的手，直白地表露出对托马斯的依赖和痛苦。她的沉重犹如眼看着爱人失足落入无底洞穴时束手无策的绝望，痛彻肺腑的精神重负死死地压在她的心头。特丽莎和萨宾娜这两个女人给予托马斯一个完整的情感需求，萨宾娜给了他躲避媚俗的精神小憩；特丽莎给予的则是爱的寄托和家庭的温暖。最后，托马斯选择了特丽莎的凝重，萨宾娜则像导致阳光变幻的流云，在天空中飘浮游走。
　　昆德拉用意象的诗情描绘了《不朽》中阿格尼丝，经常去看父亲的女秘书那优雅的转身、挥手，那甜蜜的粲然一笑几乎就是她的全部。阿格尼丝的出场，宛若维纳斯出浴般庄重而优美，这种优美如乐曲的主旋回响于整部小说，成了链接人类精神传承的基因密码。要想弄明白是阿格尼丝出浴引发了作者对她的构思，还是作者构思了阿格尼丝出浴并不容易。然而这丝毫不影响读者，对阿格尼丝冲着救生员回眸一笑的深刻记忆。阿格尼丝犹如蒙娜丽莎的神秘微笑，不仅引出了她对父亲孤独心灵的回忆，还诱发了妹妹劳拉——过度使用个人权利的绝对利己主义者——现代人毫无顾及地实现个人欲望的典型出现。
　　小说中的“我”——作者高度凝练地从女人的一颦一笑抽象出了阿格尼丝，又用和自己一样出入小说内外的教授和劳拉一次情，使读者在作者和小说人物之间踟蹰。小说中，“我”和教授用象征性符号图示阿格尼丝和劳拉姊妹做法值得玩味，作者说：“我和教授评论阿格尼丝和劳拉的身体和精神”。

　　作者对社会人自我塑造的方式总结道：“培养自我的独特性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加法，另一种是减法。阿格尼丝将自我中一切外在的、借来的东西统统减去，以便贴近她单纯的本质（她甚至冒着减法的极限为零的风险）。劳拉的方法正好相反：为让她的自我越来越容易被看见、感受、把握、度量，她不断为它增加各种各样的品性，并设法把它们融为一体（这样的危险是自我的本质有可能被各种附属性淹没）”。作者概括的减法和加法，寓意是现代人价值取向的两条路径。减法，即减去世界观、意识形态和五花八门的时尚之类外在的东西，还人以本真。加法则指迷失于以上外在的东西。
3、阿格尼丝和父亲
　　《不朽》中阿格尼丝极富美感的出场，表达出作者赋予她诗化特征，就像孔子诗话化西周礼制，柏拉图诗化哲学家的理想国，尼采诗化超人意志一样。昆德拉以诗人的悲剧诗情，以现代泛滥的欲望追求驱逐古典自我完善的时代悲情，吟唱了这曲挽歌。阿格尼丝在作者的笔下犹如现代精神荒漠的一株瘦弱的小草，可爱而羸弱，随时都会被现代人类欲望的流沙吞噬。作者就这样诗化她悲凉的生态和孤寂的心：“她打定主意，一旦丑恶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她就上花店买一只勿忘我，只买一只，那纤细的花茎上开一串小巧玲珑的蓝花。她将这样上街，把花举在自己面前，死死盯着它，让自己只看见这个美丽的蓝点，在这个她已不爱的世界上，这蓝点是她唯一愿意保留的东西。她将这样走遍巴黎的每条街道，她很快将化为人们熟知的一个形象，孩子们将尾随她身后，嘲笑她、朝她扔东西，整个巴黎将称她为手持勿忘我的疯女人……”
　　阿格尼丝不融于世的精神渊源来自从孤独走进婚姻，又从婚姻走回孤独的父亲。在作者笔下，阿格尼丝和父亲象征精神世界，劳拉和母亲象征世俗世界，形而上下的分野，造就了他们截然不同的生活追求。没有仇恨，只有礼让的父亲从没有放弃高尚而孤独的精神自由，他喜欢带着大女儿阿格尼丝长时间的散步和漫谈。对张罗娘家琐事乐此不疲的母亲，总爱呆在小女儿劳拉的身后，娘俩家长里短唠叨个没完。身为大学教授的父亲，不为流俗时尚及意识形态所动，默默坚守着思想者的精神独立和人类良知。二战后，战败的德国不准有任何形式的炫耀，阿格尼丝的父亲却仍坚持用德语原文向她歌德的诗歌《浪游者的夜歌》：
　　群山之巅
　　一片静谧
　　所有的树顶
　　你听不见
　　一声叹息。
　　树中的鸟儿无语
　　只等待着，很快地
　　你也休息。
　　父亲最后一次给她背诵这首小诗，是在他去世前两三天。阿格尼丝在诗中听到了正一步步逼近父亲的死亡之音，也预示了小说中的她追求心灵平静奔向死亡的结局。阿格尼丝当劳拉不择手段地抢夺她唯一所爱时，孤苦的心倍加思念一生向往自然之静的父亲，她要躲避世间、甚至亲人之间争夺的烦恼，鬼使神差地连夜驱车到父亲最后的独居之所。在夜晚的山路上，为躲闪自杀的女孩坠崖身亡。歌德的这首诗是赞美自然的沉寂和人内心的宁静。1831年秋，歌德生前最后一个诞辰，歌德重游伊尔美瑙的吉息尔汉山，重读50年前题于山顶木屋的《浪游者的夜歌》。感慨万分，自言自语地念道：很快你也休息！然后抆泪下山。次年3月辞世。站在高山之上，歌德，这位欧洲思想的伟大灵魂极目远眺，苍茫的群山，一直延伸至视线不及的天际，满目葱茏、随山起伏森林一片沉寂，就连隐匿其中的鸟儿也屏住呼吸……自然之象，大音希声，和诗人激荡的心潮合二为一。作者引用此诗，不仅使小说中的人物具备了历史的厚重，还揭示了阿格尼丝和其父身处乱世，祈望以死求得心灵安静的悲凉境地。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明圣人立言之不朽的真正蕴涵，通过歌德的诗歌传递给读者，和后面章节里的贝蒂娜孜孜以求的不朽，形成高尚和庸俗的鲜明对照；而劳拉这位“平庸时代”的低俗，较之“歌德时代”的庸俗已是等而下之。作者对阿格尼丝的眷恋之情跃然纸上。他在小说结尾写道：“汽车喇叭声响个不停，我听见愤怒的人群在吆喝呐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阿格尼丝渴望买一枝勿忘我，只要一枝：她希望把花举放在自己眼前，作为美的最后的、不为人所见的象征”。
4、《生命——》和《不朽》的男性人物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轻与重，都是以托马斯为坐标的。托马斯的背景简单明了，他的妻子狂热追随专制政体，使从骨子里也不愿从众的托马斯和她分手。托马斯相貌不俗、风流倜傥，才情事业两旺，这一切使得他轻浮起来。这种轻浮，是东欧50年代向往自由的知识分子对专制政治的一种藐视，是用性爱的沉湎替代压抑的价值取向的消极表现。无独有偶，此种情怀的女人也大有人在，因此托马斯游刃有余地畅游其中。特丽莎的出现，使他已被滔滔欲海淹没的爱情仿佛听到了轻轻的呼唤，但他沉溺的太深，还不能幡然醒悟。68年苏军入侵，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民族的压迫陡然强化，就连托马斯玩世不恭的轻浮也没有了立锥之地，周围的人无不深陷其中，面对民族自尊、政治态度、事业、家庭和爱情的痛苦选择。他必须把对政治和体制久久的压抑，重新翻出来自我审视。当初他和妻子离异，就等于拒绝体制在家庭里出现，现在他怎么能当众宣布他热爱侵略者，自愿被他们奴役呢？他和萨宾娜的亲密相处，不仅是性欲驱使，更是两个自由灵魂的不期而遇。苏军入捷后，萨宾娜去了瑞士，他却写了《俄底浦斯王》，谴责了政府和在自白书上签名的国民——他们犯了罪，而不知忏悔，更不想自罚。俄底浦斯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杀了父亲，成了自己母亲伊俄卡斯达王后的丈夫，当了底比斯国的国王。他知道事实真相后，不认为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他无法忍受这种“不知道”造成的惨景。他刺瞎了双眼，从底比斯出走流浪。他斥责政府和国民：“由于你们的不知道，这个国家失去了自由，也许几百年都将失去自由，你们还能叫叫嚷嚷不感到内疚吗？你们怎么不感到内疚呢？你们有眼睛看吗？如果有的话，你们该把眼睛刺掉，远离底比斯流浪去！”由此可见，托马斯轻浮的外衣之内那颗凝重的心灵。
　　作者以浓情凄切的散文诗，描写了托马斯回归特丽莎纯真挚爱后牧歌式的生活，轻与重的主题。小说中有一段对话十分精当地揭示出，特丽莎对他义无反顾的信任和爱。那一夜，他始终紧紧握着特丽莎在睡梦中紧握着他的手。“她一定睡得不沉，因为她睁开双眼，有疑虑的目光打量着他。”
　　“‘你在看什么呢？’她问。
　　他知道不该弄醒她，应该哄她继续睡觉。他试图作出一种回答，往她脑子里种下一种新的梦境。
　‘我在看星星。’他说。
　‘不要说你在看星星了，你骗我。你在往下看。’
　‘那是因为我在飞机上，星星在我下面。’
　‘哦，飞机上。’特丽莎把他的手攥得更紧了，随后又昏昏欲睡。托马斯知道！特丽莎正从飞机的圆形窗户往外看，飞机正在群星之上高高飞翔。”
　　托马斯开始觉悟：只有在特丽莎这里他才会有这样的自信，因为他知道特丽莎的忠诚，面对忠诚的妻子，丈夫才会有尊严。
　　《生命——》中，作者还用小狗卡列宁做为道具，衬托了特丽莎和托马斯善之心灵。作者认为：人类真正的道德测试，其基本的测试，包括了对那些受人支配的东西的态度，如动物。可以说，小说中的小狗卡列宁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是用于体现出他们道德基准的道具。它和她相依为命，对特丽莎的每一个手势和眼色都心照不宣。他们为了爱情和良知放弃了城市生活和事业，来到了远离政治的乡村，他们忘情地享受着自然和爱。但此时，他们爱情的信物和象征——卡列宁病入膏肓——这不但预示了他们的结局，还从更深层面暗喻了在专制政体的迫害下，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自由，毋宁死”的高尚自尊。小说以哀婉的笔触描写了，他们为减少卡列宁癌症后期的痛苦为其安乐死，并把它安葬在花园的两棵苹果树之间。他们为卡列宁做的这一切，使他们本真的善产生了深深的感染力，也隐含着这样一个沉重的提问：主人可以用安乐死的方法免去心爱宠物的痛苦，人的思想之苦、心灵之痛该怎么办？作者用他们对动物的善反衬了苏联入侵者践踏捷克民族尊严的恶。
　　《生命——》最后一章“卡列宁的微笑”，是一首优美的田园诗。作者以少有的浪漫主义笔法神情地谱写了这曲牧歌——没有坦克，没有特务，没有欲望诱惑的乡间生活：特丽莎再也闻不到托马斯头发里散发的女人下体味道，身心疲惫、迷途知返的托马斯恢复了对爱情的记忆，他们和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一样，融化于自然美景和相依相恋的幸福之中。卡列宁毫无痛苦的死亡之后，作者又让托马斯和特丽莎在一次愉快的舞会之后死于车祸。作者又用他不给答案的信条，给读者留下一串问题：他们为什么死在这个小镇？谁为他们的死负责？他们活着比死了好吗？
　　《不朽》中的鲁本斯和《生命——》中的托马斯，是作者写作主题轻与重的具体体验者。他们都经历了由轻变重的过程，但在一个轻的时代，重是少有其邻的。托马斯由轻变重时，他和特丽莎双双死于车祸；鲁本斯由轻变重时，诗琴女——阿格尼丝葬身山崖。这是作者在结局设计上，向读者展示古典美德不被欲望横流的现代社会所容的冷峻思索。
　　鲁本斯和托马斯，一个是艺术家，一个是医生。最初，他们都有过认真的恋爱和婚姻，但他们很快都因为各自的原因变成了性爱至上论者。他们在这个个性解放泛滥成灾的年代，官能享受几乎成了“人权”的全部内涵，人类高尚情操“爱”的内涵被“性爱”所涵盖。所以他们招蜂引蝶、追新逐异，象头进入发情期的野兽，四处寻找交配者。他们都是知识分子，但却把他们的智商和学历全部用于探究女人快感的细微差别,说他们空虚无聊没什么意义,因为这就是“存在”这就是我们所生存时代的文化氛围和品味格调.这也正是作者对纸醉金迷的物欲世界的描绘,这就会让有历史感的读者不由自主地想到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等伟大文明之星陨落之前的征兆，就会联想到高尚与庸俗、“英雄时代”和“侏儒时代”的差别，我们生活在一个缺乏高尚情操的时代，我们从宗教的禁欲时代相继走出，现在已进入了纵欲的狂欢时代。人类是健忘的，人类生活的历史似乎正在又一次重复，贫富之间的沟壑正被极端宗教洪流涤荡之下，变得更宽、更深。此时，有良知的学者犹如被巨蟒撕咬缠绕的拉奥孔，惊恐万状，痛苦不堪，泣血哀号。
　　后来，艺术家鲁本斯记不起有多少情人，想不起多少让他销魂的时刻，可谓：春梦过后了无痕。经过数日苦思冥想和翻箱倒柜地寻踪觅迹，他还是一无所获。倒是一件和性爱无关琐事，一位从没有引发他激情烈火的女性——诗琴女（阿格尼丝），翩然而至，伫立在他爱情荒漠的上空微笑着。医生托马斯走得更远，他不但信奉自己发明的性友谊，而且冷静地严防性友谊发展成具侵略性的爱情。不仅如此，他为杜绝情妇们对他自由生活的蚕食，居然发明了与情妇见面周期轮换的“三三原则”：三次约会，每次至少要间隔三个星期。一次，朋友一再追问他搞过多少女人，他漫不经心地答道：二百多个。朋友说他吹牛，他用自卫的口气说：“这不算多。现在我已经同女人打了二十五年交道了。用二百除以二十五，你看，一年才八个新的女人，不算多，对不对？”“他并非迷恋女人，是迷恋每个女人身内不可猜想的部分，或者说，是迷　　恋那个使每个女人做爱时异于他人的百万分之一部分”。
　　最后，这两位“人权、自由、平等”的挥霍者，在现代享乐主义洪流挟裹中挣扎搏斗，终于感到了身心的疲惫和心灵的孤寂，被久久冷落的高尚情感又慢慢苏醒了，爱的需求和奉献的需要又充满身心，可他们已经心力交瘁，再也没有能力承担沉重的情感。这几乎可以视为我们这个轻浮时代的谶语。由作者的话来说就是：“形形色色的欲望追求与追求的结果的错异”。
　　鲁本斯心中爱的需求苏醒之后，想起了阿格尼丝，并由此想到：“蒙娜丽莎敛起似有若无的神秘微笑而咧嘴大笑，牙齿牙龈毕现无疑，那将是什么样？”，“他明白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从古典时代起，直到拉斐尔、甚至到安格尔，所有伟大的画、雕塑家都避免大笑，甚至微笑”……“所以古典雕塑家不表现微笑，人失去自制（不受意志和理智支配）就不能被认为美。”作者赞美古典内敛之美，贬斥欲念过度张扬的现代文化的审美倾向溢于言表。通过《生命——》和《不朽》向读者传达出他对古典美的神往，以及对古典美堪忧的生存状态思考和忧虑。